1927年7月23、26两日，鲁迅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，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，后来整理出来的文本就是那篇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篇文章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论及历史上“五石散”这种奇药的最有名的作品，也因此而遮蔽了不少相关的信息。
鲁迅演讲中的奇药
鲁迅演讲中直接涉及五石散的部分不过两千字，因为演讲是面向普通公众的，鲁迅只能提供一个大众文本，不可能给出具体的历史文献出处。而为了引起听众的兴趣，鲁迅也充分注意了通俗性和趣味性。
鲁迅在演讲中告诉听众，在魏晋时期，五石散是一种极其时尚的药物，帝王和贵族们竞相服用，这几乎成为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。但五石散又是一种毒性很大的药物，服食之后需要做许多怪诞的行径，才可能化解毒性，比如暴走（称为“行散”）、吃冷食、饮热酒、冷水浇身、穿宽大衣服（因服食五石散后会皮肤溃烂）等等，有的人甚至神志错乱，还有许多人毒发身亡。
如此可怕的药物，为什么贵族们还会竞相服用呢？这个问题鲁迅没有正面回答。在鲁迅的演讲中，这些贵族们只是因为愚蠢和虚荣，才不顾性命去服食五石散，鲁迅对他们进行了令人愉快的讽刺和嘲笑——有点像如今移动端互联网上的“爽文”。
由于鲁迅的地位和影响，他这次演讲对五石散的论述，在许多后来读到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的公众看来，那就是定论无疑。五石散这种药物，被视为封建贵族们过着“腐朽糜烂”生活的证据之一。
古籍中的五石散
但是，如果我们尝试通过现存历史文献回到历史现场，就会惊奇地发现，五石散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、争议最久的药物，没有之一。史书中关于五石散的记载和社会学材料，可以说远远超出任何其他药物。
中国自古就有以石入药的传统，“五石”之名出现甚早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有青石脂、赤石脂、黄石脂、白石脂、黑石脂，被列为“上药”，说久服可以“补髓、益气、不饥、轻身、延年”。此五石与五行、五方等观念精确配合，依次对应东方木、南方火、中央土、西方金、北方水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虽未出现“五石散”之名，从观念来说已发其端。五石散中的五种石药，通常认为是石钟乳、硫黄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赤石脂。
曹魏时名士何晏（活动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），常被视为服食五石散时尚的发起人。何晏行为乖张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诸夏侯曹传》说他“又好色……性自喜，动静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顾影”。隋代巢元方医书《诸病源候论》说何晏是因为好色才服食五石散的：“近世尚书何晏，耽声好色，始服此药，心加开朗，体力转强。京师翕然，传以相授。”何晏能够任高官，尚公主，讲玄学，是当时富贵中人的时尚班头，所以他带头服食五石散，而且又有良好效果——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记载他自述“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神明开朗”，于是贵族们踊跃跟进，都服食起来。
何晏服食五石散后如何“行散”未见记载，但史籍中有许多关于服食者行散的记载，其中特别夸张、而且有丰富细节的一则记载见《南史·张邵传》：“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，无益，更患冷，夏日常复衣。（徐）嗣伯爲诊之，曰：卿伏热，应须以水发之，非冬月不可。至十一月，冰雪大盛，令二人夹捉伯玉，解衣坐石，取冷水从头浇之，尽二十斛。伯玉口噤气绝，家人啼哭请止，嗣伯遣人执杖防合，敢有谏者挝之。又尽水百斛，伯玉始能动，而见背上彭彭有气。俄而起坐，曰热不可忍，乞冷饮，嗣伯以水与之，一饮一升，病都差。自尔恒发热，冬月犹单褌衫，体更肥壮。”
房伯玉行散情节夸张生动，读之仿佛在看影视作品，但如此凶险，也非常人能受，他已去鬼门关走了一遭。还有许多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《诸病源候论》中记载了一些服食五石散而死的事例。服食中毒，虽帝王也难幸免，《魏书·太祖纪》记魏道武帝服五石散后“或数日不食，或不寝达旦，归咎群下，喜怒乖常，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……帝皆以为怀恶在心，变见于外，乃手自殴击，死者皆陈天安殿前”，他最后精神错乱，39岁就死了。
服食五石散既然行散凶险，毒发致病致死也史不绝书，为何还有那么多帝王贵族接踵服食呢？仅用贵族们的愚蠢或虚荣来解释，显然是不够的，绝大部分人毕竟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来满足虚荣心。事情的另一面是，在史籍中五石散也有许多正面记载。
引导风尚的何晏自述服食五石散后“神明开朗”，可能有点类似现代人服用兴奋剂或迷幻药的状态。又如王羲之也为治病而服食五石散，他说服后“身轻，行动如飞”。僧人慧义说：“五石散者，上药之流也，良可以延期养命，调和性理，岂直治病而已载？”连著名高僧慧远也服食五石散。
古籍中关于服食五石散的效果，毁誉参半，莫衷一是。鲁迅当年演讲中只涉及了很小一部分。在唐代的医学著作中，通常不否认五石散的治疗作用，但是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到服食之后的“善后”工作上，出现了大量救治五石散毒副作用的医方。例如在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二十四有“解五石毒”一节，载有关医方35种。而在孙思邈的《千金翼方》卷二十二中，则有“五石更生散”“五石护命散”等方及相关论述。
讨论五石散问题时，值得关注的还有著名医籍《医心方》。此书由日本人丹波康赖编撰，据书前之序，成书年份为中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984年）。编成《医心方》在当时日本文化界估计也算一件大事，但此书长期深藏不为世人所知，直到1854年方才刊印行世，再返输回中国。《医心方》以中文写成，实际上是大量唐代及以前的中国医籍中内容的分类编纂。此书第十九卷的前面七节，全是关于五石散的文献。
评价五石散的困难
在历史上，自公元3世纪五石散开始流行，对这一奇药的服食效果长期处在争议中，表明这个问题非常复杂。到了现代，因鲁迅那篇演讲影响极大，导致对于五石散的一般评价都偏负面，甚至有的医学史教材也主要将五石散与贵族的腐朽生活联系在一起（妄求长生、希求壮阳等等）。有的医学史著作虽然对五石散有害与否不持立场，但通常也没有注意评价此事的复杂性。
在中国的医药传统中，五石散其实并无特别怪异之处。但今天如果试图对五石散公案作出符合现代标准的判断，仍是极为困难的。一个容易想到的路径，是对五石散中的主要成分“五石”进行化验和分析，然后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推测，这些物质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反应、产生什么后果。但这种分析和推测，当然无法取代临床试验的结论。
按照新的《中医药法》，从2018年开始，中医“经典名方”制剂的生产无须再通过临床试验，如果有药企打算以“经典名方”的名义推出五石散制剂，在法律上可能已经没有障碍。但考虑到五石散在历史上的长期争议，估计这样的打算至少短期内还不可能得到批准和实施。五石散仍将作为一个文化史上的奇案，在学者们的论文和专著中继续被研究和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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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晓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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